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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道”，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灵魂
中国文化是一种“道”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层面，或者说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中国人称之为“艺”和“道”。《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具”的“器”，就是具体可见、可操作的“艺”。在中国文化中，这两者统一而不可分，并且着重强调要“以道统艺，由艺臻道”，把“求道”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旨归。“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将之称为“道文化”也不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是明道、行道、传道，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各种技艺也都以“载道”为内涵，以达到这种“道”作为它的最终究竟。
中国文化中“道”和“艺”这两个层次也可称为“本”和“末”。人们做什么事情都首先要“知本”，然后“求本”，以“本”为最终归宿。“道”是形而上之学，“艺”是形而下之学，所以“道”这个层面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艺”这个层面的东西是可见、可操作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地方描述“道”。道家自不必说，《管子》里也有很多对“道”的描述，如“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道”只能心领神会，不能通过语言、形象、声音来传达。
儒家非常强调学习要“下学”和“上达”，这也相当于“艺”与“道”的关系。“下学”者，学人伦日用、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等等；上达者，达天道、性命等抽象道理。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现代教育把下学和上达割裂，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专门研究上达，走上极端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空空洞洞的学问。而下学只朝向所学方面的专业技能、知识。下学必须要上达，上达也必须落实到下学，二者结合的最终目的还是上达。“读书学习所为何，通晓人道明事理，开启智慧增艺能，变化气质美其身。”变化气质、使人完美，这才是读书学习的目的。
“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有句话完全被误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通常理解为：“人如果不为自己谋私利，老天爷也要诛灭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天爷难道如此护私？天地是最大公无私的。人向天地学习，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天地的大公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是天地最根本的品德。它能够包容，天生地养，天地养育万物完全是奉献，从来不求回报，也不去主宰。老子曰“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地让万物自由、茁壮生长，而不是占有甚至主宰它们。如果不为私利奋斗就受诛灭，这样的天地还要敬畏它干嘛？所以人们常常形容圣人“德配天地”、“德侔天地”。
那么“人不为己”的“为己”是什么意思？《论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国历来就分“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荀子解释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为己之学是完美自身，为人之学是将之作为财富的象征，“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以为禽犊”实际上是一个贩卖，“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
因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思是人如果不为己则枉为人也。作为一个人，一定要不断完美自己、提升自己，否则天地也要诛灭他。一切探讨和研究都是围绕“天、地、人”来做，研究“天、地”最终也是为了人，让人能够更好参与天地变化，与天地达到最和谐状态，让人的生命能够生生不息。为了人类并不是让人类凌驾于天地之上，不是去支配、改造、控制天地。
科学是万能的吗？人们常说“以人为本”，提倡人本主义、人本精神。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西方、尤其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个理念，这完全是错误的。人本主义、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西方近代所提倡的人本主义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而提出来的。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神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排斥一切其它文化，因为它是一神信仰，人们对于造物主应该绝对服从，不允许其它文化思想去干预，否则一律被定性为异端而受排斥和否定。
一直到十四、五世纪西方人才发现自己在这样一种僵化的神本文化（意识）统治下落后了，需要改变。于是第一个行动就是回归自己的传统，也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这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古希腊罗马文化里去寻找能够来批判、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化，这是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高潮是宗教内部改革。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出现了一批新教徒，打破了原来基督教一统的保守情况。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到新教诞生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建立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宗教改革过程中一批传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欧洲失去了领地，于是来到中国、来到东方，他们发现中国文化与他们中世纪的神本文化完全不同，中国依靠礼乐教化、提倡个人道德自觉自律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道德自觉与自律，他们把这种文化传回了欧洲。
不听从造物主的命令而靠道德自觉自律，这样一种“异端”在中国居然延续了几千年，因此传到欧洲以后引起了一批思想家的关注，他们就是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魁奈等人都把中国的这种人本精神视做典范，作为能够冲破西方神本文化的一种力量和资源。他们都把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看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文化，写了很多作品来赞扬。这就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开始，他们以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结合古希腊罗马自由开放的思想来冲破中世纪的独断的宗教文化。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种人本主义在他们那种传统文化环境下慢慢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人匍匐在神的脚下，现在站立起来，于是他们觉得人应该做主人了，于是提出人要用自己的理性去征服改造自然，要天地万物听人的指挥和摆布。一下子人变成了神，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和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征服一切。其实现在很多人所接受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人本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人本主义。
这个问题西方人其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总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死亡那么多人，目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在于夺取资源和财富。人刚从上帝的脚下爬起来，又变成了匍匐在物质财富脚下的奴隶。所以二战之后，西方许多思想家重新提出返回人本主义，人要做回自己，既不要做神的奴隶，又不要做物的奴隶。
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重要传统：一是“以史为鉴”。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有周鉴于夏商两代，得出一个结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的自我德行的提升，而不是天命。重要的是“疾敬德”，赶快提升每个人的品德，尤其是统治者。二是“以天为则”。“则”是原则、法则的意思，中国人从来不主张人去做天地的主人、去支配天地。
《论语》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论语》里还赞扬道：“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是维持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和自我自律的精神，而不是去支配。
何为“六艺”？在中国文化里“艺”这个概念非常宽泛。《礼记》记载孔子经常讲要以六艺来教育青少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属于基本的文艺，指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包括唱歌、跳舞，相当于“文艺”。射、御属于体育运动，也可称为“武艺”。至于书、数，传统的解释指“书”为“六书”，即中国文字起源的六个方面：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书”也常被指为写字、书法。“数”，古代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数字和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即算术，后来发展为术数，包括天文地理等等，可以称为“技艺”。六艺之中包含文艺、武艺、技艺，范围非常之广，涵盖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
“艺”过去都是小学的教学内容。当然这个“小学”跟我们现在的小学概念不同。《礼记》有一篇文章被单独抽出来成为《四书》里的一本，叫《大学》，大学即大人之学，相对于大人之学的就叫小人之学，即小学，后来小学又专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之前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洒扫是整理内务，应对即待人接物，进退即礼节，《孟子》里说的“徐行后长”，慢慢跟在长辈后面走，这是礼节，从进退中何时在前、何时在后等方面体悟出大人做事的进退。除了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之外小学还学礼乐书数御射之文，习惯成自然，长大以后遵守规范行为也是自然而然。如果长大之后再学这些就有点别扭不自然了。
（开玩笑说，文艺中的琴棋书画，再加上茶道、香道，或者花道与香道组成一个新六艺也是可以的。）
“射”这项体育活动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断过，只不过形式变了。古代射箭时对面摆一个靶子，后来变成投壶，即对面摆一个花瓶，拿一把箭往里面投，现在变成套圈。古人非常重视“射”，因为这可以提升自身修养。《礼记》里讲，若要射中靶心，首先要端正身体。其次要专心一致，心无旁骛，就像弈棋。再次，万一射不中，不能去埋怨靶不对，而是反求诸己、反躬自问。在“射”这一武艺中培养心性和技艺。
现在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怨气冲天，大家你怨我、我怨你，怨天怨地、怨人怨事。怨气是一股很厉害的戾气。如果每个人能够反省一下自己，这个社会就会和谐得多。技艺的内涵也很丰富，包括中医。《汉书·艺文志》将各种典籍分类，其中“方技”类都跟现在所讲的中医有关，它包括四方面：一是医经，即人体生命理论；二是经方，即医药；三是房中，即男女阴阳关系；四是神仙，即养生。方技者，生生之具也，即各种各样维护生命的方法。技艺还包括制造器物。
但艺既能够提供享受，亦能够为害于人。应用不好便适得其反。比如食物越来越丰富，人们吃得越来越精细，用各种食品、调料来满足口腹之欲，可究竟是好是坏？人们也许只看到当时的好吃，看不到之后对身体的损害！《吕氏春秋》讲养生之要是去害，太咸、太甜、太辣、太酸都是害；若是去掉这些，生命就能够健康、能够保持和谐。生命是因和而生，任何的过都不对。艺的过同样是引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会给我们带来反面作用。所以中国文化强调艺一定要在道的统摄下面，否则它就会走偏。
艺，尤其是文艺对人的影响极其之大，因为人都有感官的欲望，文艺作品实际上就在影响人们的情绪。其中声音对人的影响最大。文艺演出里最疯狂的是就是音乐会，观众动辄上万人。它是深入人心的，能够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先王制乐是用来制内情，防止内部情感没有方向地过分发展。艺术应该是正情的，而不是重情的，所以艺术对社会的引导非常重要。它比理论的影响要大得多、快得多、深入得多。
古代教育远没有现在普遍，老百姓从说唱、戏曲里学习做人的道理。传统戏曲里的人物脸谱化，白脸是坏人，红脸是好人，让人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叫高台教化。所以说艺要有道来统摄，要有一个指导思想或者价值观念，看戏也不能光停留在热闹上，要从中学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艺都是用来陶冶性情的。
欧阳修论述琴艺时说，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琴曲最重要的不是悦耳，而是移人情。弹以无邪之音，听以清白之心。弹者、听者，一同移情归正，这才是传统古琴美学的精华与追求。艺的根本目的在于导情归正，把人们的情引导到正，而非邪恶的方向。其它艺术如绘画、书法等等方面莫不呈现出类似的情形。
艺术的实践和发展一定要遵循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传统精神，努力恢复艺术陶冶性情、净化人心、提升人生、和谐社会的本来功能，不要再让艺术异化为拼比技巧、追逐名利、刺激感官、煽动人欲、腐蚀人心、污染社会这样一种玩物丧志的状态。《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了求道，立志是第一位的，如果沉迷于玩物那就容易丧志。艺与道不能脱离，艺若无道则没有灵魂。学艺如不能上升至道，那就只能沦为技艺。
如何由艺臻道宋代欧阳修在重刊唐代无仙子所注《黄庭经》时在前言中说：世上无仙而人人求仙，世上有道而人人不修道。道不远人，道就在事物变化之中，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也就是道。养生之道即以自然之道来养自然之身，不能停留在一个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气功是自古就有的养生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庄子》已提到导引，马王堆汉墓发现《导引图》，从艺的层面讲都是养生，人们容易落到艺层面而上升不到道层面。
如何来求？第一，荡意平心，或曰荡平心意。第二、同生死之域。即打破生死界限，不要贪生怕死，越是贪生怕死的人越死得早。第三、无怵惕于胸中，不惊不怖，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做到这三条就是神仙。育正气、养真气、化怨气所修者何？气也。道家的著名八仙之一吕洞宾所著《百字碑》，首句曰：“养气忘言守。”忘掉语言，忘掉守气。清代有人为之注说，气存丹田得下漏，守在上面得脑漏，守在中间则肚胀，所以不能拘泥停留在意上面而要去突破。气不是一简单物质，亦不是一简单精神，也不是什么能量，它是不可言说之物。这个气跟具体可操作层面的气功没有关系。儒释道三家都讲气，各自所讲都不一样，但都有其特点，即都从最高层次上来讲。
儒家育正气、浩然之气。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他在序中说道，元人把他俘虏以后希望他投降，但他坚强不屈，于是被关在一个简陋茅棚里两年多，边上厕所臭气熏天，外面煮饭地方米气很多，夏天热气，冬天寒气，雨季湿气、霉气，八种气干扰他，可是他没有得病，原因就是身上有正气。儒家讲诚意正心，朱熹也讲，15岁之后进了大学，要穷物极理正心治人的道理。正心从诚意而来。诚意者，毋自欺也，要慎独，不欺暗室，要养一股浩然之气。这股气说不清道不明，不过每个人可以感受得到。某人正气凛然，某人一身邪气，一眼就能看出。佛教讲相由心生，长期的一种思想与念头会表现在外貌上。所以儒家育天地之正气、育自身之正气。
道家养真气，要保住先天之气不被后天事物所干扰。人们现在如果去西医院，可能都找不到自己的病究竟要挂哪一科，但在中国古代很简单，所有的病无非三大类：一是意外伤害，如跌打损伤。一类是外感伤寒。一类是内伤，即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维护整个生命、治疗人的身体用两句话就能概括：去其所本无，复其所固有。这就是道家的葆性命之真，恢复其天然和谐。天和就是保真气，或曰保元气。
佛教化人怨气，人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在于贪嗔痴三毒，其中最严重的大概应属嗔，嗔即怨恨，如果老是怨天怨地、怨人怨事，嫉妒比自己强的人，看不起比自己差的人，其心情是不能宁静的，因此也得不了道。所以一定要把怨气化成感恩心。
所以，真正的气功要练三气：育正气、养真气、化怨气。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上达之学必由心悟，不可言传，只可意会，是智慧之学、是哲学，说出来了就成为知识技能、落到形而下的下学了。我们最初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哲学”叫“形而上（物理学之上）”（philosophia），即“爱智慧之学”。尽管语言不可以传达，但还是需要语言来传达，那就需要人们能够超越语言，得意忘言，要学会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能力。
中国所有的艺都是可见、可听、可触摸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这些去领会它内中所包含的意，这就叫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一方面是低级层次的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高级层次的智能，智能是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中国的学问强调智慧之学，一切的艺都是通过外在形象来达到对内在理念、观点的体悟或认同。欧阳修有一次题画时说道：“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在题一幅画时言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欣赏一幅画不是看它是否形似，而是看其所体现的精神境界。画如其人、字如其人，一个人的修养到家了就会体现在他的方方面面。我曾经言及书法曰：“习字调心性，学书铸人格。”书法、绘画都寄托了作者的一种品格，它展示给人的也是这个东西，中国的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深度才算是真正的艺。
艺术的创造与再创造一个艺术家不容易，很多所谓的艺术家恐怕都只能算是一种匠，匠人只会在技能上模仿，却没有灵魂和思想寄托。艺不能上升到道，不能让人回味，不能启发人，那只能算是复制品而不是创造。
同样，一件艺术作品在人们欣赏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让欣赏者进入再创造。中国的艺术就有这个特点。如果仅仅停留在象上面，那就无法再创造。在中国画里，人们可以通过作品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心情之下体会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来。汉代董仲舒说“诗无达诂”，诗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可以这样体会，也可以那样体会，都能得到精神上的一种享受。
中国文化完全允许欣赏者再创造，而不是将之定式化，甚至可以脱离其最原初描述的实景去领会它里面的意思。唐代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如果只局限在字面，按场景来讲是很直白的一句话，但中国人不停留在写实上面，而是引申为人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此励人。另一首诗：“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两句话很真切地描述了竹子，可如果只是看到这一点，那就不懂中国文化了。在这里要体悟到的是一个人，在没有出头之时、默默无闻时，要坚守气节，要有大丈夫精神；及凌云处呢，飞黄腾达了也要虚心谦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大哲学系一群教授有次喝茶聊天，说的大丈夫的气节，大家说不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嘛。这是时候，胡适坐在一边，说，还得加一句才行，“时髦不能赶”！我觉得加得很好，许多人丧失气节，问题还就在赶时髦。
艺不忘道没有道的艺是没有意义的。学艺、欣赏艺，也必须从道的角度去欣赏、去学习。学艺是为求道，不是简单为了技能提升，仅仅沉迷于技艺，那就必然落到玩物丧志。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忘掉道。忘掉了道就失去了艺的灵魂，我非常不赞成电视栏目常常举办各类竞技比赛，尤其是业余的，比什么呢！业余本来就是娱乐、丰富自己生活，一旦比赛就失掉通过艺术来修养、提升自己的初衷。我们要回归中国文化中道艺的关系，要理解中国文化离开了道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与发扬，也主要是要从道的层面来发扬。艺的层面随着时代发展有许多变化，在这一层面我们可以去恢复一些传统的东西，也可以随着时代变化以及欣赏者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恢复古代礼仪不一定要穿古代服装，可穿可不穿，不是一定要弄得跟现在的时代很远。当然服装也是属于艺的层面的东西，它这里面也必须体现出道的精神，服装是小事，但它体现了一种文化，体现了文化的认同，这个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很多国家到了传统节日时都要恢复过去的传统穿戴，周边东南亚国家在传统节日里也是如此，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到了节日时候也会穿上民族服装，可是绝大部分汉族人却没有自己的传统服装可以穿。服装是一种文化符号，汉服可以千变万化，但有几个特殊的因素不能变：一、溜肩，崇尚自然。一上肩就变成平肩了。二、不在衣服上挖窟窿去扣扣子。三、背后是拼接的，不是一整块，这也许与裁剪有关系。如果能保持这三个特点，纵使千变万化也是传统的。不能保持这三个特点，即使再像也不是传统。就像诊断方法和治疗理念是中医的，即便开西药，那也是中医。如果治疗理念是西医的，哪怕开中药也不是中医。我们可以多一点传统服饰，多一份文化认同与标志，但我不主张一定要复古，一定要穿上某类服装。道艺结合，这样才能将文化延续下来。眼下热衷创新，去年“两会”时，有一个报道说出席的浙江女代表们会穿上旗袍，结果在开会前一个星期，有一家媒体展示了她们要穿的旗袍，我感觉到女代表们穿不成了，因为它是时装设计的旗袍。果不其然，代表们抵制穿她们的旗袍。它还是一个赶时髦的东西，而不是在传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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